回归到独立音乐人身上,只有他们能得到好的服务,才华能有合适的舞台来发挥,迷妹们才不断地有优质音乐可以听。可是,接受采访的音乐人告诉新快报记者,他们在广州几乎找不到理想的舞台,也赚不到可供他们安心创作的收入。
音乐人组乐队出来接活演出,只要有最基本的设备和技术就可以,门槛比较低,因此水平参差不齐,混乱的价格战让音乐人在舞台上光芒万丈,生活中却捉襟见肘。为了能够继续自己的音乐梦想,除了在 Live House唱歌,还得另外打份工来糊口。
阿饼 乐队吉他手
“经常演出到午夜,很多时候都错过了末班车;
要是打车,那天的演出就算白干了”
阿饼是一名乐队吉他手,参加过多次的音乐节活动,上过电视也在不少本地场馆驻唱,同时他还是一名调音师助手以及吉他培训班老师,他还跟女朋友一起开设网店卖些廉价的女装和饰品。看起来生财之道多多,事实上也仅仅是够生活。
他说,音乐是自己喜欢的事情,可惜不仅不能赚到钱,而且还亏钱在做,参加大型活动经常没有酬劳,或者劳务费极其微薄,场地驻唱的薪资也很少,可是花进去的交通、购买和维护乐器的费用却高得吓人。
他跟女朋友还有两对陌生情侣合租在郊区的一所村屋,月租五百块钱,从家到广州市中心只能靠公交车,单程就要两个小时。经常是演出到了午夜错过末班车,他就只能在场地等到早晨五点搭乘早班车回家,要是打车,那天的演出就算白干了,很少场地或者活动方会为他们报销交通费用。
除了在外地参加活动和每周一两天的驻唱,他的整个时间表安排跟音乐人的身份毫无关系——不是在社区活动中心教熊孩子,就是奔波在服装批发市场拿货。
他喜欢喝啤酒,几乎舍不得自己买,只在活动主办方免费提供的时候喝,为了省钱烟也戒掉了。
目前最大的烦恼,就是即将到来的三十岁大关,一直骗着老家的父母说自己在广州当音乐老师。“他们总是追问为什么还不结婚生娃,以我们目前的收入,成家根本别想。”阿饼不好意思地说,自己的收入在一定时期内都没有办法显著提高,只有女朋友淘宝店的生意旺季的时候,两人能够过比较舒服的生活,“最多是吃几顿好的,也不敢乱花。”
小刘 民谣乐队主唱
“人家为你鼓掌,却不一定愿意花钱买你的演出票,
听你的演出只是因为不要钱”
小刘是一支民谣乐队的主唱,每次在舞台上,长相平凡的他就是台下观众瞩目的焦点,被各种拍照拍小视频,酬劳有两百块钱。不是他驻唱的晚上,在同一个场馆,他就是个普通的侍应生,负责给顾客端啤酒、收拾杯子,一晚上酬劳是一百五十块钱。
他认为自己最幸运的是早早结了婚,太太当年是他的歌迷,家里是本地人不需要为住房发愁,而且有稳定的银行白领工作,工资足够两人过着精打细算的生活。偶尔被共同朋友取笑为“吃软饭”、被太太家的亲戚白眼,那也是小事,起码不用为生计而发愁。
“比起很多做这行的朋友,我已经算幸运,找了个好老婆,要不然我赚的这点钱够租房就不够吃饭。”但是,随着两人年纪渐长,却因为手头钱不多而不敢要个孩子,“我们大人可以省着过,要是有了下一代,肯定是想给他最好的东西,让他起码不要比同龄的孩子差太多。”
他说,自己小时候读书成绩不好,家里孩子多父母也管不过来,机缘凑巧之下就去玩音乐,一条路走到今天。“开始是觉得唱歌这个事情有趣,我刚好又玩得比别人好,能够在舞台上获得别人的掌声,就坚持了下来。到后来逐渐发现,这些都是很虚的东西,人家为你鼓掌,却不一定愿意花钱买你的演出票,买你的CD,听你的演出只是因为不要钱。”
他说,从业十年来走南闯北,已经见惯了这种事态,而且不觉得未来会有什么本质的改变。“做乐手,就只会一辈子穷,人们也希望你穷苦,这样他们才会感动。我也想转行去公司打工,赚稳定的工资,然后一家人好好生活。可是我没有文凭没有经验,只会唱歌,只有跟我状况一样甚至更糟糕的朋友,我能怎样改变自己的命运呢?”
雪莉 驻唱歌手
“没有文凭没有技能的人,只好继续顶着音乐人的名头,在这条路上苦苦挣扎”
在身边的同行朋友里面,雪莉可以说是极少数的异类,因为她有着声乐专业的硕士学位,跟拿着小学、初中学历出来“跑江湖”的其他音乐人比起来显得格格不入。
雪莉在美国念完大学,曾经在游轮和赌场驻唱,后来为了就近照顾日渐年迈的父母,选择回到广州来。可是没想到,广州的独立音乐演出条件和氛围跟她设想的大不一样。
“行业不规范,大家做事情不专业,价格低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从业人员素质太低了,这个素质不完全是跟学历有关,却也有一定的影响。”雪莉说,许多来自小镇和乡村的年轻人,看了一些港台流行音乐和影像资料,或者北漂地下歌手成名的节目,就想着自己也能够抱一把吉他走南闯北,浪迹天涯,过上一种浪漫主义的生活。
可是现实中,当这些年轻人怀抱梦想来到大城市,来到他们爱豆(偶像)成名前潜伏的演出场所,走进这个业界的圈子,却往往发现盛名之下难副其实,大家的生活紧巴巴一点不浪漫,交际圈子也很狭小,每天日复一日地跟抠门的主办方、刁钻的经纪人和未必尊重音乐的观众打交道,住得最多的是几十元到一百元一晚的快捷酒店,吃得最多的是廉价的烧烤啤酒、兰州拉面和桂林米粉,风雨寒暑日复一日背着沉重的器材走到大马路上,看上去只有走红一条路,但日常生活离这样的目标实在太遥远。
因为家庭环境优越,雪莉在音乐演出方面比较任性,只去大品牌的秀和定位高端的演出现场,跑场驻唱也随着自己的兴趣爱好,每个月只演出两三场,其他时间都在进行创作、旅游,过自己的生活。
“在我的乐队里,鼓手和吉他手他们过的就是另外一种生活。他们马不停蹄地去演出,去各大演出场地还有音乐节,把时间表排得满满当当,完全沦为用苦力换生存的劳工,这样的劳工还特别廉价,每天辛苦表演完收入还没有工地的工人多,还可能遭遇各种拖欠。”雪莉说,“总的来说,就是这个行业入门的门槛太低了,随便是谁,有没有系统地学习过音乐,都可以拿着最基本的乐器开始接活,会唱几首流行歌,就能叫自己做驻唱歌手。最遗憾的是,很多活动的主办方和不专业的场馆负责人,并不会分辨音乐的好坏,只要你能唱,你够便宜就行。”她认为,低价和劣质的演出正在伤害这个行业,导致真正优质的产品无法体现出价值,大家都赚不到合理的收入。
她说,音乐演出也需要经验的沉淀,老艺人比年轻人更“压得住”场子,可是这个行业无法让人获得安稳的生活,自然留不住人才,人们来来去去淘汰得很快,多数人为了生计而转行,去做小生意或者去公司里面上班,偶尔回来玩票,那些没有文凭没有技能的人,只好继续顶着音乐人的名头,在这条路上苦苦挣扎。雪莉总结说,如果不靠副业或者亲人帮衬,一般的独立音乐人最多能够坚持个五六年,“然后梦就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