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1813年5月22日出生在德国莱比锡，出生后不到半年父亲就去世了。第二年夏天母亲改嫁给一位戏剧演员路德维格·盖耶，全家迁往德累斯顿。瓦格纳的继父在德累斯顿的一家剧院中工作。在幼年时，瓦格纳可以自由出入这家剧院，并经常陶醉在戏剧舞台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瓦格纳幼小心灵中渐渐地点燃了戏剧创作的火种。当他14岁时，竟然创作了一部长达五幕的悲剧《莱帕尔德与阿德莱达》。虽然这部戏剧明显带有莎士比亚悲剧的印记，但它出自一位少年之手，确实令人惊叹。瓦格纳接受系统的音乐教育并不是很早，11岁才开始学钢琴。由于观赏了德国作曲家、指挥家韦伯亲自指挥的歌剧《自由射手》又使他对音乐的兴趣由钢琴转向歌剧。不过使瓦格纳立志走上音乐创作道路的真正动力还是贝多芬的音乐。1828年，15岁的瓦格纳第一次听到了某管弦乐团演奏的贝多芬的作品，充满热力而又富有进取精神的音乐使瓦格纳大为震惊，他感到音乐的伟大，感到音乐中所蕴含的无穷的力量。第二年，瓦格纳又观看了贝多芬的歌剧《费德里奥》，史诗般宏伟的音乐使他再也无法摆脱这门艺术的吸引。于是瓦格纳立志作曲，并以贝多芬为指路明灯，开始踏上探求音乐艺术的征途。
为了能够成为一名真正的音乐家，瓦格纳在1831年跟一位教堂音乐家学习作曲技法等音乐理论，同时在图书馆借阅有关音乐理论的书籍。由于具有如饥似渴的求知欲，瓦格纳在很短的时期内就掌握了这些知识，并且用之于实践。1832年，瓦格纳创作了《C大调交响曲》，由于这首作品在莱比锡上演获得成功，瓦格纳在音乐界的地位有所提高。紧接而来的机遇，又使他在音乐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1833年，瓦格纳应威尔茨堡剧院的邀请，担任了该剧院的合唱指挥。不久又先后在科尼斯堡歌剧院和里加歌剧院担任指挥。这使他有机会广泛地接触各种各样的歌剧作品，并通过演出实践，逐渐地摸索到歌剧艺术的特殊规律和当时流行的不同流派歌剧的艺术风格。在歌剧院的工作，使瓦格纳获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不但提高了指挥能力，而且在歌剧创作上也积累了大量的感性知识。在此期间他写了两部歌剧：《女奴》和《爱情禁令》。虽然这两部作品还比较幼稚，但却打开了瓦格纳毕生从事的歌剧创作的大门。
1839年，瓦格纳来到当时欧洲文化的中心之一——法国巴黎。瓦格纳久已仰慕这个城市，并希望能在这里施展自己的艺术才华。但事与愿违，在人材济济的巴黎，瓦格纳没有获得上演自己作品的机会，被迫以抄谱来糊口求生。瓦格纳在巴黎待了三年，这是他一生中最贫困的时期：他曾因鞋底破洞，买不起新鞋而停止外出；他甚至连最便宜的剃刀也买不起，并常常挨饿。贫困的生活和艰苦的环境并没有挫败瓦格纳的创作决心。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两部歌剧——《利恩济》（1840年）与《漂泊的荷兰人》(1841年)、一部序曲和数首歌曲。
在巴黎，瓦格纳广泛与社会上的文化名流交往，以此来开阔自己的艺术视野。
1842年初，德累斯顿歌剧院准备排演瓦格纳在巴黎完成的歌剧《利恩济》，于是，瓦格纳启程回国，投入这项工作。当年4月，歌剧《利恩济》在德累斯顿歌剧院首演大获成功，终于使瓦格纳在德国歌剧界一举成名，也使是生平第一次体验到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满足。歌剧《利恩济》的成功引起了德累斯顿歌剧院对瓦格纳的兴趣，他的另外两部歌剧《漂泊的荷兰人》与《汤豪塞》也相继在该剧院上演。在此期间，瓦格纳还被任命为德累斯顿歌剧院的指挥。
1848年，德国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瓦格纳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这场革命。他在一家报纸上发表了题为《革命》的文章，把革命描写为伟大的女神：“她高高地昂起那被闪照着的头，右手持剑，左手持火炬，目光阴黯、冷淡而带怒气，但是对于那些敢于正视这黯淡的目光的人，它却发射出最纯洁的爱的光芒。”瓦格纳不仅慷慨陈词，以笔墨投入革命，而且投身到战斗第一线。他参加了1849年5月发生在德累斯顿的一场街巷防御战。当时，炮火连天，形势十分危急。瓦格纳不顾生命危险，和战士们一起反击政府的军队。战斗期间，瓦格纳还冒着枪林弹雨在墙上和篱笆上张贴革命传单，并且还在克雷斯托夫塔上坚守了两昼夜。结果，革命遭到镇压，瓦格纳被追捕。德累斯顿的街巷上到处可以看到逮捕瓦格纳的通缉令。这样，瓦格纳不得不逃离德累斯顿。在魏玛，经朋友的帮助，瓦格纳获得了一份假护照，离开德国国境，逃往瑞士苏黎世。
瓦格纳来到苏黎世以后，开始了12年的流亡生活。当时，他没有固定的工作，靠朋友的资助和少量的其它收入来维持生活。在苏黎世，他一方面从事理论写作和作曲，另一方面为了维持生活，他又将大部分的精力用在指挥事业上。他积极参与“大众音乐协会”的演出活动，除了指挥以外，还为贝多芬的作品和他自己的歌剧序曲写一些启蒙性的解说。瓦格纳由于广泛地参加音乐会活动而吸引了一大批崇拜者。他们给瓦格纳以经济上和舆论上的支持。在这些人中，有一对商人夫妇成了瓦格纳在瑞士期间最亲密的朋友。他们就是威森东克和他的夫人玛黛德。
1852年2月，瓦格纳在“大众音乐协会”组织的一次音乐会上指挥演奏了贝多芬的作品，当时在场的威森东克夫妇听了瓦格纳指挥的作品后深受感动。他们非常欣赏瓦格纳的指挥艺术，通过一位德国律师认识了瓦格纳。威森东克是一位经营丝绸生意的大富翁，同时也是一位真正理解艺术、富有理性的人物。为了帮助瓦格纳解脱当时的经济困境，威森东克给了瓦格纳不少钱，并在其他方面给予他许多援助。1853年初，瓦格纳主办了为期三天的“苏黎世音乐节”，其中大部分费用都由威森东克负担。在生活上，威森东克屡次支付瓦格纳休假旅行的费用，这使他能够在流亡期间开阔眼界。威森东克不但在金钱上支援瓦格纳，而且几年后还买了一栋位于自家隔邻的房子供瓦格纳居住。1857年春天，在瓦格纳搬进这栋新居后，立刻写信给朋友，讲述新的生活环境给他带来的喜悦。
瓦格纳还因为与威森东克的夫人玛黛德的志同道合而获得精神上的安慰。玛黛德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子，而且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对哲学、文学、音乐都有一定的见解。瓦格纳十分仰慕这位不寻常的女子，时常在黄昏五点到六点钟之间出现在玛黛德的客厅里。因此，瓦格纳戏称自己为“黄昏客”。瓦格纳把玛黛德作为知己，经常与她在一起讨论艺术和人生。在共同的信念和艺术爱好的基础上，他们建立了日益深厚的友情。瓦格纳于1853年6月创作了一首《降E大调奏鸣曲》献给威森东克夫人；又在歌剧《女武神》前奏曲的靡页上写下“祝福玛黛德”的字样作为该曲的献辞。在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创作过程中，也凝聚了他们无比深厚的友情。瓦格纳曾在给玛黛德的信中写道：“对于我在创作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时您给以的帮助，我将永远由衷地感谢您！”瓦格纳与威森东克夫妇的关系一直保持了六年，他称这段时期为“鲜花盛开的日子”。1858年4月，由于瓦格纳的妻子私自拆阅了他给玛黛德的一封信，而引起了一场风波。从此以后瓦格纳的处境十分为难，他忍受不住无休止的争吵，终于在8月份离开威森东克夫妇的住地，迁居意大利威尼斯。
瓦格纳在威尼斯住了半年多。1859年夏天，当他完成了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全部创作后，离开威尼斯，第二次来到巴黎。在巴黎期间，他为自己能够获得回国的许可而四处奔走。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瓦格纳终于重返德国。
瓦林纳回国后不久，就着手创作歌剧《纽伦堡的名歌手》。为了维持生活，他不得不在国内外一些城市指挥音乐会，获得微薄的收入。1863年，瓦格纳前往俄国举行音乐会，先后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公演，获得极大成功，并得到一笔可观的收入。但是，他回国后不久又重新陷入困境，音乐会收入少得可怜，财产也被债主们没收。瓦格纳成了一个狼狈不堪的流浪者，生活几乎到了绝望的地步。他在日记上写道：“我已经完了，我将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然而，就在瓦格纳穷途末日之际，他碰上了好运。
1864年5月的一天，瓦格纳被邀请到慕尼黑去会见年轻的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路德维希二世是瓦格纳音乐的热烈崇拜者。自从他在奥地利维也纳欣赏了瓦格纳的歌剧《罗恩格林》之后，就非常想亲自召见瓦格纳。当瓦格纳出现在他面前时，路德维希二世象遇到了久别重逢的故友，紧紧拥抱瓦格纳说：“象神一样了不起的瓦格纳兄呀！你是我许久以来一直寻找的人。我了解你的艺术，我的心灵深处与你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国王对瓦格纳的一片痴情使瓦格纳获得了一生中从未有过的待遇。尊照国王的意愿，瓦格纳住进了慕尼黑附近的一座别墅。国王帮助瓦格纳还清了所有的债务，并满足他的一切需要。与路德维希二世的友谊，使瓦格纳从绝望的边缘一跃而起，畅通无阻地迈向成功之路。为了能安心创作，瓦格纳于1866年再次去瑞士。经过一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歌剧《纽伦堡的名歌手》的创作。1868年6月21日这部歌剧在慕尼黑宫廷剧院首演，由瓦格纳的朋友彪罗（德国指挥家兼音乐评论家）担任指挥。路德维希二世出席了首演仪式，并把瓦格纳请到自己的包厢里，共同欣赏这部歌剧的演出。第二幕和第三幕落幕时，瓦格纳在国王的包厢里，向鼓掌的观众回礼。
歌剧《纽伦堡的名歌手》上演结束后，瓦格纳就从慕尼黑回到瑞士。他在那里又度过了四年，一直到1872年，为了兴建拜洛伊特剧院才离开瑞士。兴建拜洛伊特剧院是瓦格纳后半生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它与瓦格纳毕生的事业紧紧地连在一起。
1874年，瓦格纳的四部连环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完成全部总谱，它的创作历时近20年。在路德维希二世的支持下，由瓦格纳的崇拜者们按照瓦格纳的设计集资建造的拜洛伊特剧院于1876年在巴伐利亚的小城拜洛伊特落成。当年8月，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在拜洛伊特剧院举行首次公演，作为该剧院的揭幕仪式。
6年以后，瓦格纳的最后一部歌剧《帕西法尔》在拜洛伊特剧院首演。这部歌剧是一部充满宗教色彩的神秘剧，是瓦格纳从反宗教立场转向反现实立场的思想总结，在艺术上再一次表现了瓦格纳的卓越技巧。
1883年2月13日，瓦格纳因心脏病在意大利的威尼斯去世，享年7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