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殷承宗在第二届“柴科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获得第二名，就在年轻的钢琴家准备在事业上大展宏图的时候，钢琴这件西洋乐器的前途却一片渺茫。钢琴伴唱《红灯记》与钢琴协奏曲《黄河》给他带来了辉煌，也让他跌入人生的低谷。
1983年，42岁的殷承宗举家踏上了美国的土地，开始了从零起步的职业钢琴家生涯。
60年音乐之路，殷承宗依然醉心于自己的钢琴事业，他说，音乐早已是生命中的一部分，离不开了。
第一乐章 神童
问：如果要说钢琴演奏家当中第一次开独奏会的年龄，您可能是比较小地一位，才9岁吧。
殷：对，第一次开音乐会的时候，我9岁。从小就觉得与音乐很近，好像音乐就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很小的时候，家里有客人来，我就坐上去弹个没完，弹到被人家轰走为止。那时候就有一种通过弹钢琴去表现自己的心情，或者用音乐来描写一个人和事的冲动。音乐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从小就有这种感觉。
问：当时是谁给您策划这个独奏音乐会？
殷：那时家里有什么谱子我就弹什么，家里有的谱子我都会弹，所有舒伯特的歌曲我当时也会自弹自唱。在那个年代，小孩子能够弹那么多东西的不多，我哥哥姐姐就说给我策划一场音乐会，主要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让我有个机会展示自己，另外也有经济上的目的，我的兄弟姐妹很多，交不起学费，如果我有一场音乐会，票都卖光的话，就连他们的学费也能够付清了。
问：那么大的孩子开音乐会，又没有什么名气，有人买票吗？
殷：其实我已经很有名气了，因为那时我经常在教堂里弹琴，给别人弹伴奏，我还会唱童声女高音，在合唱队里面很有名气的，赞美诗300首我都能背，人们说第几首就弹第几首。厦门有个合唱队，我去义务给他们弹伴奏。我很会即兴伴奏，一个调子来，我就可以弹。所以厦门、鼓浪屿的人都知道我。听我说开音乐会，票一下就卖光了。后来我把九个兄弟姐妹的学费都交了。
问：是什么让您从福建到了上海，报考了上海音乐学院？
殷：过了10岁以后，我知道鼓浪屿这个地方没有专业老师，再呆下去的话，就会自生自灭了。我听说天津有个音乐学院，上海有上海音乐学院，特别向往，一定要去。但是我家有9个孩子，母亲是不会送我去的。多亏厦门音协的杨柄维老师，是他给了我25元钱，支持我到上海去考音乐学院。这25元钱对我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我就一个人走了。那时候福建交通很不方便，还有台湾飞机来轰炸！我头上戴着伪装的树叶坐在卡车在路上走了五天，站在车上就像卖猪仔的那样。
问：尽管鼓浪屿很美丽，但是上海这个大都市却很繁华，当时能够适应吗？
殷：刚到上海时什么条件都没有，我住在琴发房里面，睡在地板上，连个蚊帐都没有，晚上有蚊子叮咬。但是老师和同学对我非常好，因为我到那里一考就是个第一名。学校对我非常所重视，苏联专家来了马上就挑我作学生，当然，我觉得自己还是下了很多功夫苦练的，一天练十四五个小时的琴，即便是周末不上学我也拼命练，那段时间给我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问：您奋斗的动力是什么？音乐本身的魅力还是想出人头地的这种愿望？
殷：我们那时候受的教育就是要为祖国争光，为中国人争气。但是不能光说不练啊！从鼓浪屿出来以后的第五年，我在莫斯科“柴科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中得了第二名，背后的劳动确实是非常艰苦的。
第二乐章 出路
问：比赛归来，回到国内您觉得反差大吗？
殷：开始感觉还好。1963年除夕还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就在毛主席的客厅，我为他弹琴，弹了我自己的一首处女作《秧歌舞》，又弹了一首肖邦的《谐谑曲》第二。弹完以后毛主席让我坐在他身旁。主席说：你用中国民族的东西弹钢琴非常好，以后你要多搞创作，多搞点民族的东西。”这句话当时给我印象很深，而且可能是我以后走这条路的一个动力——可是后来，一下子什么都不能弹了。
问：很长一段时间，西洋乐曲被列入“封资修”的行列中，而且您还下过乡是吗？
殷：1964年我们被派到农村去搞“四清”，我在通县呆过一年，因为我身体比较健壮，他们就派我驾辕赶大车，每天还要挑水。我记得我第一天去割红薯秧，割到最后已经干不动了，就趴在地上往前爬。我以前从来没干过农活，半年以后手都已经硬了，这时候我就跟音乐学院的领导提出来，我说能不能拉一架钢琴到通县去，我想为通县的青年搞点文艺活动，教他们唱歌。找这个借口其实是很想借此练琴，后来琴真的搬到通县了，总算可以碰到钢琴了。我这个人总是这样，想方设法要接触钢琴。
问：现在再回头回忆那段时光，您觉得在您生命中有什么样的意义？
殷：有得有失。“柴科夫斯基钢琴比赛”回来，我各方面状态都很好，那一年弹了六七十场音乐会，到苏联各地去弹琴。当时法国、英国也都邀请我去，突然一下子什么地方都不能去，而是下乡去了。但是我觉得艺术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生活的经历多了，你的表现力就可能会越丰富。这就是所谓的得吧。
“文革”的时候都说老百姓不需要钢琴，需要把它砸烂，尘封。而我却跟几个朋友说我们组织宣传队，到天安门去弹琴吧。那天我们找了个车，把钢琴拉过去，车到南池子再也开不过去，于是我们四个人就抬着钢琴，一直抬到了金水桥。想起来当时还是很勇敢的，因为去天安门弹钢琴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是受欢迎还是挨砸，心里没底。所以我们都是剔光了头，穿起红卫兵衣服，戴上袖标去的。在那里一连宣传了三天——开始我弹毛主席语录歌，后来还改编过农村新歌。我们在那边弹边唱，观众越来越多，每天几乎都有几千人围观！还有很多人点自己喜欢的歌曲，有一天有人让我弹京戏，我根本不会京戏，于是我赶紧回去找了一个“沙奶奶”来，我弹“八一三”那段，她来伴唱。特别受欢迎。
问：如果在今天，您还会那样做吗？
殷：今天难说了，因为当时我们年轻嘛……（说到这里殷承宗流泪了）
问：用钢琴为京剧伴奏，我觉得难度挺大啊!
殷：京剧和钢琴确实是两个东西，要把它们放在一起好像很不可思议。但是那个时候观众点什么，我就想满足他们的要求。我当时很喜欢《红灯记》，特别欣赏刘长瑜演的李铁梅这个角色。一天我对刘长瑜说我来写几段《红灯记》，你给试试看，没有想到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后来“中唱”的人录了音，这样就受到了上面的重视，叫我们继续搞。为此我还正式去拜师学京剧。1968年的7月1日，我们在人民大会堂给毛主席演出，那场演出我们非常激动，也可以说是我的一个转折点。第二天，所有的报纸、电台都报播了这个新闻，沉默了那么久的钢琴声音，又重新在电台里出现了。
第三乐章 低谷
问：当时，钢琴伴唱《红灯记》火到生活中每一个角落都能看到它的影子，是不是因为那个红火，让您离开舞台有四五年的时间？
殷：为此，我的艺术生涯跌入了低潮，不过我这个人可能一生也不会离开钢琴。大概有一年的时间我被审查，不能接触钢琴，我就思考以后我做什么呢？不能弹钢琴手就会萎缩，所以我第一个想法就是不能让我的手萎缩。我夹着筷子天天练习，非常惊奇的是10个月没有接触钢琴当我再接触的时候，我的手大了。以前我只能弹九度，后来能弹十度了。我到苏联去弹十度和弦，我的老师非常惊讶，说我怎么所有十度音都弹下去了。当时的第二个想法是，我觉得脑子需要训练，脑子不训练要生锈。没有钢琴，我每天就在脑子里背谱，把以前弹过的曲子都背一遍，我想通过这样保持脑子的记忆和音乐的记忆。当然再出来的时候，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才能恢复。三十几岁的时候断了一点时间，就不像童子功那么容易恢复。出来以后，有两三年时间我练得很辛苦，每天是八九个小时地练——我相信我是会回来的。
问：还有一首曲子不能不提，那就是您今天走到哪里都要演奏的钢琴协奏曲——《黄河》。
殷：在“文革”当中，我心里其实老想着给钢琴找出路，那时很多人是通过钢琴伴唱认识钢琴的，但是要让钢琴真正走上舞台，需要有一部钢琴协奏曲才能够站得住。我们一些音乐学院的老师聚集在一起，就开始选择题材。最后大家都选用《黄河》。《黄河》家喻户晓，而且主题表达的是我们民族的一种精神，它的号召力和震撼力是任何作品都不能比的。另一方面，觉得钢琴协奏曲需要找一个很有气派的、很壮丽的题材，而《黄河》就是最适合钢琴来表现的。我经常说钢琴要弹梁祝肯定比不过小提琴，小提琴拉黄河也比不过钢琴。在那个年代里面，我们脑子里的第一个想法是要老百姓听得懂，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简单的想法，使这部作品一直留下来。那时候已经要搞集体创作，所以我们成立了一个创作小组，先到黄河边体验生活，在黄河边大概走了两个多礼拜，收获非常大。黄河激流勇进的磅礴气势，给我们深刻印象。我经常跟一些演奏的人说，你们应当到黄河去亲自体验，就能找到那种力量、那种节奏，就能体会到中华民族的这种勇敢、勤劳、奋进精神。
问：到今天为止，您演奏过多少场《黄河》？
殷：大概有五六百场吧，没想到过了几十年后这个作品这么流行，现在全世界大概每年有五十几个国家在演奏、播放这部作品。
问：这么多场，有没有让你感到特别难忘的？
殷：《黄河》的第一场演出是1967年5月1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我真的永远忘不了。当时我先弹了《红灯记》，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就扭腰了，站都站不起来。闭幕后他们把我抬下来，可是下面就要演《黄河》了，B组的演员没有练好，不能救场，怎么办？后来就先上了《沙家浜》，我被送到医院去打麻药，用布把我的腰全部缠起来，又在舞台上为我摆了一个靠背的凳子。第一场《黄河》就是这样公演的，因为出了这种状况，乐队的思想都特别集中，演出效果也非常好。我觉得最激动人心的一场演出是1967年2月份中央审查这个节目的时候，当时周总理来了，那次大家都非常激动，中央乐团的定音鼓鼓手在演奏第四乐章的时候，把定音鼓都打破了。总理站在那里说星海复活了！
第四乐章 回归
问：您一直都非常坚强，但是您在跌入人生低谷的时候，出国了，选择退却，选择离开，是不是多少有些懦弱？
殷：要说这是退却，也可以这么说。现在想想，我觉得我的选择还是对的，因为出去后的22年，让我经历了非常严谨的生活，就是那种职业钢琴家的生活。我22年如一日，每天同样的日程，每天要练很多琴。为了生活，也为了重新回到舞台上来，开始的时候，我每年都要准备一两套新的节目，有的时候一个月要赶上一个协奏曲。一个艺术家在这样的年纪，如果不强迫自己做很多努力的话，肯定是要放弃了。到美国去当然是很艰苦的，一切从零开始。虽然艺术上并不是完全从零开始，但经济上确实从零开始，迈过罗湖桥就觉得两脚都是悬空的。拉家带口，到那怎么生活？想到这里我就不敢去美国了，在香港呆了一个月，那时候我没有身份，也不能办公开的音乐会。后来得到朋友的帮助，去做了一些教学的工作和内部演出，准备到了一些钱，这才到美国。可是那一点钱在美国很快就花完了，其实我这个人不抽烟不喝酒，能够吃饱饭就行，但是我要练琴。所以我当时第一个目标就是要有自己的钢琴，第二再奋斗房子，我想这样就能够稳定了。
问：顺利吗？
殷：对于已经四十出头的我是很艰难的，语言也不通。这时我和外界已经隔绝了20年。半年后，我要在卡内基大厅作首场演出，这场首演是我那个经纪人投的资，所以首演以后我欠了一屁股债。由于首演的起点很高，以后就不断有演出，就慢慢把这个债还清了。因为省吃俭用，我很快就有了自己的钢琴。
问：在那个陌生的国度，您有没有“在人屋檐下”的感觉？
殷：有！去的时候，英文只能说几句，交流很困难，我学英文是靠电话学的，因为要练琴，要准备音乐会，没有太多的时间，有一个美国老太太打电话给我，说你在电话里头要是听得懂我的话，你就没有问题了。我坚持了半年，她每天都打电话来，我就这样把英文混下来，只能说混下来。
问；现在在美国可以随心所欲地演奏中国乐曲了吗？
殷：经过那么多年地努力，现在可以这样了。我跟别的钢琴家不一样，我手里有很多别人没有的东西，有很多中国的古曲，还有《黄河》、《红灯记》这些东西，我想介绍给西方，但是刚去到那里时不行。直到第六次在卡内基举办独奏音乐会，我弹了半场中国曲目。那次有很多中国观众都去捧场，大家觉得很骄傲，我也觉得自己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事情，终于了了心愿。
问：美国人听到中国乐曲的时候什么反映？
殷：美国人很现实，我觉得跟现在的形势一样，中国强大了，他们需要中国，所以也对中国感兴趣。美国人在“9.11”事件中第一次感受到了冲击，这之前他们的生活总是很平静，他们对《黄河》这样的作品没有那种感情，没有那种受侵略的感情体验。但是他们对东方的文化，尤其对古曲非常好奇。开始的时候，他们说我弹的那些古曲像德彪西，我说你们搞错了，我们中国在先，法国人是因为对中国的文化感兴趣以后才用五声音阶写出来这些东西的。
问：都说人过了五十知天命，您现在早已经过了这个年龄了，经历了这么多，走了这么远，对生命有什么感悟吗？
殷：我觉得艺术好像没有终点那一说。总是在信念来的时候，我会觉得是一个开始，是一个音乐季的开始，我要学新的东西。尤其是最近几年，可能年纪大了，积累的经验多了，无论是在教学上还是演奏方面，我觉得自己有新的发现，很多人问我你什么时候退休？你现在还不退休？我说我可能还没有想法，只要我的身体好，我想坚持到最后一个时刻。
问：在您舞台生涯六十周年来之前，我想问，您是喜欢原来的殷承宗的音乐，还是现在的殷承宗的音乐？
殷：我觉得我的艺术道路像三部曲——ABA。我年轻的时候，大家都说我的演奏很热情，就像红烧肉一样。后来经过很多坎坷磨难，到美国去了以后，我就开始研究法国印象派的东西。我曾经弹了所有德彪西的前奏曲，我还去研究法国的绘画和中国的绘画。1993年我又回到了国内，在这十几年中，我慢慢地又找到以前的殷承宗。因为我觉得我毕竟是在这块土地上生的，我的观众在中国。中国的观众喜欢我，我也热爱中国的观众，在中国的观众面前，我能够把这种热情和激情迸发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