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隆在中国古典音乐界地位尊崇，同时身兼着中国最重要的三个交响乐团艺术总监，创立并管理着近20年来一直是中国各类音乐节标杆的北京国际音乐节。
近年，他的身影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欧美古典音乐圣殿，出现在海外各个面向大众的音乐节中。2015年10月，他以中国爱乐乐团和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总监的身份，获得耶鲁大学颁发的全球公民奖，成为继小泽征尔后第二位获此殊荣的指挥家。今年4月，他被选为美国艺术和科学学院院士。
随着国际学校在北京、上海等地越来越受欢迎，不少国际学校开始聘请一些专业人士教授音乐课程，亦有学校设立了类似乐团的音乐总监一职。对于此类音乐教育努力，余隆怎么看？
“很多学校希望增加音乐课程项目，原因是，希望更多人来念。我说话实在。”请来的老师，可能有一些是音乐学院的老师，但是他们大部分是过来打份工、挣钱，在如何对待小孩子的音乐教育上，并不负有多少责任。
“如果想把小孩都变成音乐家，艺术院校的学生恐怕要哭出来了。也并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他说，成为音乐家有很多条件，包括生理的条件、心理的条件。有些人屋子里拉的非常好，一到台上就不行。
所以应该明确地告诉这些老师，他们的教授目标，更多是培养能欣赏音乐的音乐爱好者，而不是培养出几个小神童，能弹两下琴。神童小时候弹得很好，偶尔能在比赛中发一下光，但如果没有对他们的心理、心智加以培养，最后通常是夭折掉的。
当日现场的观众，多属于孩童时代或多或少学习过一些乐器的一代人。数年学琴，或许也考了级，到头来却发现，并没有培养起对古典音乐的兴趣。等到年龄渐长，有人慢慢能体会到音乐的个中乐趣，却发现古典音乐的鉴赏能力还得从头培养起。
国内在音乐教育方面的不幸的是，余隆回应道，“因为计划生育，大多数家长很关心艺术教育，会一样乐器看起来不错，说不定能成为郎朗那样的超级明星，也可以为高考加分。这是挺错误的”。
很多小孩不喜欢学乐器，他们很痛苦，他们更喜欢踢球，和伙伴玩。父母在这个问题上，说实话挺不负责任的，姑且不论生理条件上的不同，“如果把孩子当成只是他们自己的私有产品，我觉得这也是有问题的事情”。
事实上，不止在中国，音乐教育在包括韩国、日本、新加坡在内的亚洲领域，最大的问题就是，音乐教育的目的不是很清楚。“把太多孩童当成职业音乐家在训练，造成很多你们说的痛苦。”
“大提琴家王健有一次跟我说，就像体操、芭蕾一样，好的大提琴家必须在7岁前形成肌肉记忆，琴弓就像长在手上，成为身体的延伸。这对于小孩子是很痛苦的。”
音乐的意义“培养小孩，让他热爱音乐，意义远远大过让他成为技术出众、能征擅考的人。”余隆说。
对于大部分小孩来说，音乐教育不应是肌肉训练那么一个枯燥的过程，而应该是启迪他们对音乐的热爱，让他们从中得到愉悦、愉快点，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对一段乐曲，爸爸应该不断激发孩子，这段音乐像什么？余隆支招道，让他体会、想象音乐中那点纯粹、纯真的东西。在他感受到愉悦后，再告诉他，如果想弹这个曲子，必须从技术上怎样努力。
现场的一位高校教师对此表示认同，进而问道，在高校层面，对于没有多少音乐基础的青年人，培养音乐鉴赏能力是否能完全脱开课本？
余隆回应道，培养音乐鉴赏能力，尤其是在高校这个层面，最重要的不是教它——告诉他们音乐是什么，或者把自己或课本上的东西灌输给他。“这基本上是谋杀想象力的。”而是应该更多启发他们独立思考，可以跟他们分享，但要相信每个人的想象力是无穷的。
“音乐，在我看来更像私密性的对话，而不是跟别人的分享。每个人的想象和感受都应该受到尊重，因为这都是个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的机会。”每个人通过音乐，照射回来，看到自己。
为什么说音乐是艺术皇冠上的宝石？因为与绘画、雕塑等其他艺术形式不同，音乐是不具象，这就给人想象的空间。余隆说。
因此，“我现在对非音乐家的培养非常感兴趣”，在这方面获得的成就感远远大于专业音乐家的培育。“我们将来更多需要的不是音乐家，而是需要音乐的爱好者、观众，和能从音乐中得到乐趣、享受的人。 ”
所以不管是学校、社区，都要认清楚，专业和非专业的培养对象相比，还是非专业的为多。这种情况下，“大家都要负起责任，让人们离音乐更近，而不是让大家痛恨音乐，远离音乐”。
“我曾和马友友讨论过，对今天的年轻人，音乐可以带来的启迪在于，我们要学会互相聆听，而不是急于去表达自己。很可能聆听带来的在一起的感觉更美妙。”余隆如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