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小提琴大师伊萨克·斯特恩(Issac Stern）造访中国。在他看来，当时的中国学生普遍技术有余，但激情不足。几十年过去，形势已有改变，马友友、郎朗、黄蒙拉等华人演奏家横空出世。这些“音乐神童”如何成为独奏家？他们的成功能否复制？
如果你渴望把孩子送上职业音乐道路，波兰社会人类学家伊莎贝拉·瓦格纳（Izabela Wagner）的《音乐神童加工厂》将告诉你音乐精英文化是如何运作的。瓦格纳在339位独奏学生的统计样本基础之上，以充满细节和深度分析的社会学调查，一步步揭开精英小提琴手的成长奥秘，描述出隐藏在英才教育背后的运作机制。
伊莎贝拉·瓦格纳在访谈现场7月9日，瓦格纳来到上海，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的专访。
瓦格纳不仅是一位社会学家，她自己也是一名钢琴演奏者，同时是一位小提琴独奏者的母亲。在《音乐神童加工厂》中，瓦格纳以小提琴界为研究主题，展现出了整个西方古典乐界打造精英演奏家的模式： 野心勃勃的家长自作主张，引领孩子走上一条前途未卜的人生道路。他们与老师合作，力图让年幼的孩子克服爱玩天性，苦练乐器。老师带给学生的不只有乐理和演奏技巧，更包括独奏界的处事规则和人脉资源。
在近二十年日复一日的高强度乐器训练中，独奏学生不仅需经历自我怀疑和彷徨，更要苦苦寻觅进入古典乐市场的契机——师从一位独奏大师、赢得一场重大比赛，或是一把稀世小提琴。一个又一个角色在独奏教育中依次登场，尽管他们都清楚，绝大多数学生无法走通这条独奏之路，这是一个复杂且残酷的世界。
“在追求音乐教育和快乐人生之间找到平衡”
澎湃新闻：你的孩子也从事着小提琴独奏事业。你在书中坦言，这正是你研究的起点。你的调查呈现了一个真实而残酷的世界，在母亲和研究者这两个身份中转换，你是否会感到为难？调查有没有给你带来挣扎和烦恼？在调查后，对音乐行业的理解是否与之前有所不同？
瓦格纳：是的，而且有很大的挣扎，我可以用一个小例子来回答你这个问题。调查完成后我给我的儿子看，他竟然拒绝看。我问为什么，他告诉我说“我担心看完这本书后我将不再相信我相信的那些东西”。
社会学是一门理解这个世界怎样运行的学科，社会学也希望去挖掘出被掩盖的东西，在光鲜外表之下的东西，而不是人们看到的台前的东西。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一些人可能会认为我做的研究比较负面，以负面的眼光看古典教育，或者说它太现实了，把一些很美丽的东西给打破了。但我认为这是必要的，我们需要知道在美丽神话的背后，到底我们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我并不是想说，那些从事音乐的人就不该读这本书，或者说你读了这本书后你就不会去练乐器。我只是想告诉读者在读了这本书后，能够避免在这本书里面所描述的一些情况，看到一个更大的图景。我始终觉得，如果你有足够的音乐理想和音乐热情的话，还是会去追逐你的梦想。我希望接受音乐教育的人可以更加谨慎一点，去避免书里面所提到的人所遭遇过的困境，比如有一个悲惨的童年，甚至因为音乐教育，成年生活也受到影响。
澎湃新闻：你的儿子也从小接受音乐教育，你对他是否也有着很高的期望，如今达成了吗？
瓦格纳：我的父母也是音乐家，我也从事钢琴教育工作，所以我的孩子练习乐器是顺其自然的选择，因为家族有这样的传统，他从小也比较有音乐天赋。但我并没有设定特定的目标，比如一定要成为独奏家。现在看，不能说达到了一个什么预期，只是希望我的儿子能够有一个快乐的人生。如果哪天我的孩子更换了一个职业道路，我也不会在意。甚至在我当时做完研究后，我的儿子正处于青少年期，我还问他是否希望更换职业道路，因为当时他在科学方面也很有兴趣，我完全支持他的选择。说到底是一种平衡，怎样在追求音乐教育和快乐人生之间找到一个平衡。
澎湃新闻：巴黎著名的小提琴制作师伊天那·维德洛曾说过“天才很罕见，‘天才’的父母我倒是天天遇见”。在艺术行业，经常会出现“天才”这样一个标签。很残酷的是，孩子的天赋可能在普通人中是显著的，但在经过选拔后的大师班、独奏班中，会发现所谓天赋实属普通。你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瓦格纳：我刚才用“天赋”一词来形容我的儿子是有点不合适的。其实我的儿子在很小的时候展现出音乐天赋，是因为他比其他孩子多了十倍的时间跟着我学琴，我教课时他就在身边。在一个正常的环境中，绝大多数正常人都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学会一门乐器，并没有太多所谓的天赋。
在我的调查中，我想告诉大家，应该创造一种条件让孩子去发展他们的潜能。每一个人都有潜能，但是需要一定的心理、教育或者社会条件，才能使这种潜能得到释放。
在音乐教育中存在两种教育方式，一种就是短期内逼迫孩子进行非常刻苦的练习， 还有一种是尽可能创造良好的氛围让孩子接触音乐。所以在我看来，后者更加容易取得一个比较良好的长期效果。
在古典音乐教育中，确实有非常残酷的一面，有如此多的竞争。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家长不要让孩子暴露在这样一种竞争中，“天才”的标签一旦贴到孩子身上后，孩子自己也会内化这样一个标签，他会觉得我要努力发展我的天赋，所以我很反对不断逼迫一个孩子去学习。重要的是让孩子意识到音乐是非常美妙的一个东西，如果你想要弹奏那些顶尖音乐家创作的音乐，你确实需要练习。这更多的是与你的梦想有关，而不是被迫要去练习。
现在不光是音乐，整个社会都有一种竞争考试的氛围，我自己是很反对这样的，如果我们这样一直下去的话，我们会把彼此都吃掉。
“亚洲人可能在未来三十年引领古典音乐的潮流”
澎湃新闻：在中国，有越来越多的父母希望孩子走上职业音乐道路，这意味着父母也将付出巨大的代价，比如花重金请名师，辞去工作来陪伴孩子，你怎么看？
瓦格纳：音乐独奏教育是需要到处旅行（演出）的，如果要培养一个孩子成为专业的演奏家，这是必须的生活方式。但这样的生活方式也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如果孩子没有第一名就非常愤怒；另外一种是你非常享受这样一种生活，即使孩子没有拿到第一名，你也可以对孩子说，“没关系，反正我们已经享受了这样一个过程”。
如果必须以登上珠穆朗玛峰那样的方式去看待音乐教育，我觉得还是算了吧。以功利的方式接受独奏教育的话，对孩子对家长都是非常有害的，即使孩子最后能够拿到第一名，他也不会了解什么是快乐，对于家长来说，他可能已经完全丧失了一种正常的生活方式，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
我遇到过一些情况，让我感触深刻。
在一些比赛、考学晋级的环节中，有的孩子没有如愿，他们会崩溃痛哭，家长也觉得这是世界末日来到了，那些孩子可能只有七岁、十岁、十五岁。一些老师、家长从来不提及失败，只提到成功的例子，让孩子看到非常正面的例子。我觉得这是非常有问题的，不管一个人最后有多么成功，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一定经历了无数失败，更重要的事情是学会怎么样面对失败。
澎湃新闻：你在书中提到，如果你的研究放到2050年，那么研究对象更多的可能就是亚洲学生。亚洲的学生现在无论是练琴的态度还是技艺上，都比欧洲的学生要好。为何做出这样的判断？
瓦格纳：我昨天经过香港，看到机场外面有一个古典乐团在露天表演，许多观众在聆听，这让我印象深刻。因为在西欧国家这样的场景已经不太可能，整个欧洲都好像对古典乐失去了兴趣，像芬兰、瑞士可能还有不少古典乐表演，但总体来说古典乐在西方已经不是一种时尚，整个西方的流行文化已经丢弃了古典乐。
为什么亚洲孩子的技艺比欧洲孩子更出色，这可能与亚洲人的语言及传统音乐有关，能提出更加细微的变化，比如中国人的语言就有平仄声调，所以亚洲学生耳朵可能更加敏锐。学习钢琴没有太大差别，但在小提琴这样的弦乐乐器上，音阶上有一点点区别，演奏时就能听出很大变化。
此外，就是在纪律上亚洲学生更加听老师的话，因为在欧洲，传统上老师的威严已经完全丧失了，孩子们从小追求快乐，根本没有办法定下心来好好练琴，亚洲还有很强的权威感。
另外还有一点是移民问题，现在学习乐器的孩子基本都要到西方，两种文化因素在亚洲孩子学习音乐的过程中融合，使得他们能够更好地达到最终的一个目的。所以，综合以上三点，亚洲人可能在未来三十年引领古典音乐的潮流。
澎湃新闻：但你在书中也表示，目前亚洲学生难以长时间在国际古典乐坛上保持地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瓦格纳：在西方看来，亚洲学生的技艺是完美乃至精湛的，但另一方面由于学生和老师关系密切，容易模仿过头，成为老师的另一个翻版，从而丧失了自己的个性和自由度。当然这也是非常西方化的观点，可能亚洲人是可以分辨出其中的细节的，西方人毕竟缺乏对东方文化的理解。
不过这样的局面正在改观，现在西方一些古典音乐的竞赛评委中越来越多的是亚裔，以前基本上是俄罗斯人，可能会让欧洲人更加体会到亚洲音乐家在演奏时细微的区别，也让欧洲观众对何为古典音乐有新的理解，也可能有一些新的标准出台去选拔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