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音乐学院院长林在勇：中国乐派让梦想照进现实
2016年10月9日一定会载入中国音乐史册，这是一代音乐人、文化人的盛事。它让我们感觉到一些梦想正在变成现实。
中国音乐很悠久，这一百年是形成中国音乐很重要的时期，随着西洋音乐成为音乐的代名词，中国音乐人开始了怎么从精神上以音乐完成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努力。国立音专建校伊始，蔡元培校长开宗明义地校训就是把世界音乐和中国音乐并列。西洋音乐、西方音乐有很多标杆，从世界眼光来解读我们，东方音乐是什么特征，如何区分中国与日韩的音乐？民族音乐究竟包含了什么含义……中国乐派高精尖创新中心的成立，把很多问题回归到本原，回归到我们真正可以进行创造、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进行创造的新起点和平台上。我们由衷地高兴由中国音乐学院把这样的旗帜举起来。
中国音乐研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就是音乐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我们希望跳出简单音乐美学的思考角度，从哲学、史学、文化学、社会学的角度认识到产生不同音乐、不同于其他民族根本的根源在哪里，未来形成有自身特征的中国音乐的根基在哪里，它们一定来自于这片土地、文化，和承载这个文化的每一个活的人，在每一个人生活的世界里呈现出独特的、个性化的中国音乐，肯定不仅仅是在音乐本身这个局部做出区隔性、区分性的表述，这是我们研究的方向，需要全国同行甚至超出音乐界的同仁们的努力。
所以我们需要开放的思维，以解放的思想和开放的胸怀拥抱我们研究和热爱的对象。
沈阳音乐学院院长刘辉：中国乐派根植于中国文化
中国乐派高精尖创新中心是音乐人对于中国音乐发展的大思考、大胸怀、大战略、大建设、大发展的具体措施。
中国音乐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发展、完善具有中华文化精神和审美内涵的音乐学派非常必要。客观上需要对中国音乐的发展进行科学、合理的梳理与总结，对中国音乐的思想进行系统的研究和再认识，对中国音乐的未来发展进行一定意义上的规划和优质资源整合。
对于中国乐派，我想以下几方面非常重要：首先，要充分认识中国乐派、中国文化的根本属性。两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把演唱艺术描述得淋漓尽致。燕南芝庵的《唱论》，讲方法也讲美学，唱过了不行，唱不到位不行，乱唱也不行。从这个意义上说，建立中国乐派，研究中国声乐艺术要潜下心来认真研究古代不同时期那些优秀的、科学的、精湛的演唱理论总结。
第二，要深入研究近当代中国声乐发展的现状和历史，对于我们下一步研究中国声乐艺术的发展甚至形成中国声乐学派有更重要的意义。
第三，应该把传承、借鉴、融合、提高与发展的关系处理好。继承什么，借鉴什么，如何融合，如何发展与提高，都是要关注的问题。
最后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人才培养方案，确立一整套人才培养的标准，专业的教学大纲，课程设置，每一门课程的教材建设等等。
我们都要全力参与到伟大的实践中去，为把中国乐派建成世界文化中的璀璨明珠做出贡献。
天津音乐学院院长徐昌俊:中国作曲家应该为中国乐器作曲
中国乐派高精尖创新中心的成立，无疑是中国音乐界乃至世界音乐界的盛事，标志着中国乐派的形成、发展和整理、推广将有非常系统的、一系列的工程。作为中国的音乐家，这是我们的使命。
我在上海音乐学院求学时，以西洋音乐为主。1995年一个偶然公派意大利的机会改变了我对音乐文化的理解。收音机里播放的全是文艺复兴的古典音乐、歌剧，相比之下，华夏文明五千年，作品和音乐却没那么多，流传没那么广。我们面临着文化的传承和继承问题。自我反省中，我认识到这是中国音乐人应该担起来的责任。
西洋有很多乐器曾经都是民间乐器，但有很多作曲家为它们写作品，演奏它们、推广它们，又形成专门组织演出的机构，形成了非常成熟的市场，从而使欣赏这些音乐成为欧洲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就形成了他们的音乐文化。现在为中国乐器写作的作品数量还不够，今后，随着符合世界潮流语言的中国作品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品将会被广泛演奏和推广。也许琵琶将会成为交响乐团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许唢呐会成为不可替代的乐器声部。
中国作曲家比西方作曲家在写作上更有优势。因为中国作曲家不仅能写西方体裁的交响乐，还能用中国乐器去创作。用中国乐器这个工具说话、演奏音乐、写音乐，久而久之，我们必然会走出去。所以，我们应该热爱中国乐器、中国传统音乐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既不要妄自尊大，更不要妄自菲薄，以客观、科学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和传统乐器，真正国际化。
我很愿意在这个平台上，实现我长期以来的理想，更愿意为“中心”的事业尽绵薄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