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条件下，那些事业有成的人无不具有强烈的危机感，“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比如华为的任正非、阿里的马云、腾讯的马化腾。或许正是这持续的危机感，才成就了他们的宏图大业。
教育部给高校音乐专业亮红牌已经两年，然而音乐院系至今缺少应对之策。很多人甚至意识不到眼前的危机，还在自欺欺人、自得其乐。但是此时的危机并不是单一的危机，而是有十重之多，若不尽早警醒、提高认识、及时应对，必将错过改革窗口期，一败涂地。
第一重：生源危机。在适龄人口萎缩、普通高考分数线下降、艺考文化分数线上升、就业难之四大利空来袭下，很多音乐院系已经出现生源不足问题，并且这个不足还将逐年扩大。即便是那些能够招满的音乐院系，学生的专业能力、文化素质也在逐年下降，越来越不合格。总之，高等音乐教育已经从优越的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转到需要主动出击寻找“顾客”的买方市场。
第二重：专业危机。音乐院系中的专业多数已经开设了几十年，人才储备多、人才需求少，陷入“红海”；工业化以来，世界范围内知识更新周期都急遽缩短，音乐院系的很多专业知识技能都已老化，不能解决新时期提出的新命题；新时期的大学生也表现出新的兴趣，需要音乐院系开发新专业来回应时代呼声。
第三重：就业危机。高等教育大众化以来，大学生就业危机愈演愈烈。音乐院系因为扩招规模更大、知识老化更严重，就业危机就尤其突出。就业危机反过来也加强了生源危机，生源危机则引来了教学危机。
第四重：教学危机。虽然本人不同意现在的音乐专业大学生多数是“学渣”的判断，但是教学越来越难却是切身感受。现在的大学生思维更活跃、眼界更宽广、面对的诱惑更多，因为信息手段的便捷所以更不尊重教师的知识，原来的教学方式已经不足以应对面前的新形势。教学危机一来要增加小组课的数量，二来也需教师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增加教学魅力、改善教学方式。
第五重：课程危机。目前高校中的课程基本是刚性课程，体现的是计划经济、机械工业的中央管控思维，不能适应网络时代互联互通、多样流动的特性。现代教育尤其是艺术教育乃“应变”的教育，需要摒弃学科中心的教育观，以学定教；需要改变“标准化”评教，给教师更多自主权，探索多方参与、定性定量结合的弹性评价方法；需要真正落实学分制（学分制是一个系统，并非选课给学分这么简陋），建设选修课体系；需要改进专业的融合度，并建设学生来源多元、形式多样、规模不一、时长灵活的弹性课堂。
第六重：教室危机。新的课程形式需要新的教室形式来配套。音乐院系必须改变被社会学家边沁、福柯等命名为“监狱”的“秧田式”教室，以圆桌型、可移动等多样化的教室来代之。“秧田式”教室装的人确实多，但是不利于师生交流或生生交流，不利于小组讨论与合作，也不利于操作、演示、展示，其功能已经被网络课代替。
第七重：管理危机。新的教学、课程、教室需要新的管理来配套。音乐院系原来的管理是对上负责，教师积极性未能得到足够开发，学生意愿未能得到合理尊重；原来的管理重“管”轻“服务”，不能适合当前买方市场的现实。另外，互联网时代的音乐院系管理要具有互联网思维，改变科层管理模式，增加信息沟通的渠道，增强人员交往的黏性。总之，音乐院系要建立科学的服务体系、规范的服务制度、高效的服务方式、专业的服务队伍，以促进学生主体性发展为工作重点，来为学生的成长负责。
第八重：职位危机。随着互联网教育的兴起，传统实体学校整体上处在收缩过程之中。音乐院系随着音乐扩招的终结、生源危机的扩大，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更是越来越少。高等音乐教育工作者必须认清形势，提升自我，以能在未来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
第九重：跨界竞争危机。以上的危机还是看得到的危机，但更凶猛的危机是看不见的、来自音乐院系外部的竞争。中国银行业的假想敌美国花旗在中国没有多少作为，倒是被支付宝和微信终结了躺着赚钱的好时光；中国呼吁出租车行业改革多年没有效果，滴滴打车一来其面貌就焕然一新。假如有其他行业的巨头携资金、管理、运营、科技优势进入必定破除垄断的高等音乐教育领域，体制内音乐院系将雪上加霜。
第十重：思维危机。高等音乐教育最大的危机其实是自身思维固化、僵化、老化的危机。它习惯于简单的奉命行事，不习惯直面纷乱的世界、未知的未来；习惯于在自己原本擅长的领域活动，不习惯开拓进取、及时更新。它曾经高高在上，看不到时代的变革；在大势前终于看到变化，又自恃“高等”，不屑于把握时代的变革；沿着惯性走到当前，很多高等音乐教育从业者已经不能理解时代的变革；随后，他们或将颐养天年、或将疲于奔命，总归是被时代甩抛在潮流之外。
诺贝尔文学奖新晋得主、民谣歌手鲍勃·迪伦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唱着“时代正在改变”和“大雨将至”，如今时代已经改变并将以更剧烈、更匪夷所思的方式改变，大雨已至。未雨尚需绸缪，音乐院系，你是否已做好准备？
文 | 张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