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是人类古代文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亚洲传统音乐具有悠久的历史，亚洲灿烂的音乐文化是人类音乐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其他大陆音乐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亚洲可分为五个音乐文化区：东亚、南亚、东南亚、中亚和西亚。
东亚音乐旋律十分丰富，多采用五声音阶，乐器种类繁多，并有多种多样民歌、戏曲、说唱和舞蹈等。如以吸收自中国传统音乐而后被民族化了的日本的雅乐、琴、筝、三味弦音乐，朝鲜的唐乐和乡乐，当然还包括丰富多彩的中国民族音乐，这些都是东方音乐艺术的瑰宝。
东南亚音乐最早受到中国和印度文化的影响，后来一些国家受伊斯兰和后周文化的而影响。泰国、印尼的古典音乐部分采用七声音阶。大型的敲击乐队是东南亚音乐的特点之一。
南亚古老音乐传统延续至今。印度古典音乐中的旋律、节奏体系的到高度的发展，有着多样的饿音节调式和独特的装饰音体系。孟加拉国被成为“音乐之邦”，孟加拉音乐雨印度次大陆的古典音乐和民间音乐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
中亚和西亚属于伊斯兰文化，采用齐声音阶，中亚的阿拉伯古典音乐用二十四平均律的音阶。风格柔和、持重。阿拉伯音乐在其形成过程中，古埃及、古波斯和古希腊罗马文化都曾给予巨大影响。阿拉伯音乐文化也曾对印度北部和我国西部的音乐产生影响。
一个自我完善的国度——中国
中国是一个古老而又成熟的国家，很早就建立起一个独立的音乐王国。在第一章的开始处已提到，我国早期具有独立的固有文化。远古及夏商时期出现过大量的乐器，从骨笛、磬、埙以及青铜时代所带来的钟、铙、铃、铎等大量金属类乐器，到了春秋时期已经达到近百类不同种类的乐器，并出现“八音”乐器分类法，也就是说在公元前8世纪以来中国就因乐器的种类繁多进行了科学化的分类体系。这种音乐现象在世界上的其它地方还未曾出现过。不仅如此，我国的青铜乐器，尤其是编钟上出现的铭文，反映出具有明确的乐律学意义的时代已经来临。在乐律学的发展过程中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早在公元前6世纪首先提出了五度相生的求律方法，而几乎在这同一时期中国的管仲在其《管子》地员篇中也详细论述了三分损益法的计算过程，相同的求律方法在古代阿拉伯人中也曾提出过。参见缪天瑞《律学》，人民音乐出版社，1996年。尽管这种求律的方法在世界几个古老国家与地域相继出现，但仍然标志着这一时期中国乐律学的一个成熟期的到来。
中国与东亚诸国维持了几个世纪的特殊关系至今仍然有着“斩不断理还乱”的千丝万缕关系。中国在对东亚产生巨大的文化辐射前，已经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丝绸之路为其带来了巨大的文化冲击，它沉着地应对并十分宽厚地接受了优秀的外来文化。汉以来至唐的近一千年间与其说是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强烈冲击，还不如说是对中国的文化滋补与养育。中国经历了一次从未有过的文化注射和壮大时期。尤其是从南北朝至唐使得中国音乐迅速走向高度成熟的时期。南北朝以来西域外来乐器就已经全面登上中国的宫廷舞台，并占据了它的主体。从宫廷俗乐制度的形成、大量乐器走向独奏化，到乐谱的出现等，体现出音乐的全面成熟。就我国的古琴来说，6世纪《碣石调·幽兰》的文字谱到了唐朝开始出现了减字谱，这是中国乐谱史上的一次革命性的发端。继而外来乐器的乐谱相继在八世纪前后出现，尤其是琵琶谱、横笛谱、筚篥谱等。当然中国的笙谱和筝谱也于此时现身。在乐谱、乐器以及在内教坊所构成的宫廷乐、十部伎与坐立二部伎等8世纪的高度文化充分显示出当时中国文化接受层的能力与气度。
在东亚汉字文化圈中日本与朝鲜、越南在接受以中国为主体的音乐文化时，与上述中国与西域外来文化的接受现象有所不一，后者是一种中外对等的势态，外来文化在不断地汉化中被接受。而东亚诸国则是在汉字文化圈中受到强化。它们以不同的姿态、不同的目的与方法来接受中国的强势文化，东亚诸国与中国间存在的巨大文化落差成为中国文化传播的巨大势能。中国的音乐文化体系在强势的汉字、儒教中被接受和贯彻。就如汉以来的中国，在接受外来文化后使其本国的文化实力得到了不断地加强那样，东亚的日本、朝鲜和越南正是因为从中国的古代音乐文化中汲取了充裕的养分，才有了今天的各具特色的传统音乐文化，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