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身为一个非常“英国”的作曲家，威廉•沃尔顿（William Walton）的大半生都在意大利那不勒斯海湾的伊斯基亚岛上度过。通常情况下，他情愿与英国传统音乐界离得远远的，一开始就为自己铺设了一条通往国际化的道路：1923年在萨尔茨堡演出了一部弦乐四重奏，1926年在瑞士苏黎士演出了《朴次茅斯角序曲》。而人们对他的更多记忆，总是与莎士比亚、庆典仪式与喷气式战斗机联系在一起。
这是沃尔顿“伟大逃亡者”形象的一部分。其实这早在他孩童时期就初露端倪，1902年，沃尔顿出生在英国奥德翰烟雾弥漫的棉花小镇兰开夏。作为管风琴手和唱诗班指挥的儿子，他加入了父亲的教堂唱诗班，很早便显现了过人的天赋。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报纸上看到牛津基督教会学校正在招募带奖学金的实习生。于是，沃尔顿太太带着她十岁的儿子参加了试唱，小沃尔顿顺利地被录取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冲击”。
Edith, Sacheverell and Osbert Sitwell, 1930’s 西特维尔三兄妹，活跃在英国文学、艺术领域，沃尔顿得到了Sacheverell的帮助
沃尔顿在牛津的第一个学期并不如意，这个来自奥德翰的小伙子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群上流绅士的公子哥之间，他感到非常窘迫，直到他可以自如地用一种吐词快速清晰的发音来掩饰自己的兰开夏口音。不过，他从未真正摆脱过北方腔——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他从牛津回到奥德翰时，那将是另一次的“文化冲击”。
通常，沃尔顿在教堂圣歌中是最高声部的领唱者，此外还很擅长一些体育项目。1916年他开始作曲，正如他自己说的，因为他害怕变声而被送回奥德翰。他运气不错，教会学校的学监托马斯•斯特朗是个头脑敏锐的音乐家，他借给沃尔顿许多现代音乐的乐谱，并将他的早期作品推荐给帕里，后者看后便预言道“这个小伙子将来必定大有作为”。斯特朗在财政上对沃尔顿鼎力相助，最终安排他成了一名大学本科生，否则的话沃尔顿就要回奥德翰当一名银行职员了。
然而，期末考试没通过，沃尔顿的哥哥奥斯伯特和姐姐爱迪丝企图把他强行带回伦敦。但沃尔顿再一次得到了幸运女神的眷顾，他的大学同学西特维尔说服了沃尔顿的哥哥姐姐，让他们相信沃尔顿是个不可多得的天才。西特维尔一家是艺术上的先锋派，所以沃尔顿很快就在西特维尔的安排下见到了俄国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英国诗人齐格弗里德•萨松和艾略特。是的，这听起来就像一个童话故事。不过，虽然沃尔顿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个幸运儿，但我们不能忽视他性格中坚定不移的意志力。西特维尔的圈子并不喜欢埃尔加的音乐，但是沃尔顿喜欢，没有人可以改变他的想法。他因此回避了西特维尔一家几个星期，甚至长达十五年都未曾与他们相见。西特维尔一家确保了沃尔顿没有去音乐学院任教，因为他们认为那里会阻碍他独创性的发展。和埃尔加一样，沃尔顿是通过仔细聆听和研究乐谱学习配器的。虽然有时他被当作一个仆人般对待，但是西特维尔一家向他展示的那个世界，是当年那个去试音的小男孩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的。
剩下的故事就是有关音乐了：1926年沃尔顿最具原创和创新的作品《门面》（Façade）引起了轰动；《中提琴协奏曲》先是受到音乐界权威利奥奈尔•特蒂斯（Lionel Tertis）的批判，接着在首演时由保尔•欣德米特担任独奏；《伯撒沙王的宴会》（Belshazzar’s Feast）在1931年的里兹音乐节上大获成功；为1937年乔治六世加冕仪式而作的音乐，1939年题献给海菲兹的《小提琴协奏曲》，还有战争和电影音乐。
战争将沃尔顿的职业生涯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是在他三十七岁之前，被看作英国音乐的“白色希望”；第二个阶段则是二战后，公众普遍认为他的事业滑坡了，当时甚至有舆论称他为“过时的威廉爵士”。1939年，他在一次新闻采访中神秘地宣称：“今天的白色希望可能会是明天的黑色绵羊（意指现在被寄予厚望的，将来可能会是害群之马）……我郑重地建议情感丰富细腻的作曲家在三十七岁那年自杀。我自己很清楚这种感受，因为在第一个鼎盛期之后，我已经消逝不再了。现在我对一切批判的诅咒都作好了准备。”
自1983年逝世以来，沃尔顿的名声有所衰退，那么他逝世二十五周年的纪念活动是否扩大了他的影响力呢？答案也许是“是的”，但仍需慎重。沃尔顿的很多作品至今仍被演奏，一些曾被不公平对待的晚期作品如今也得到了重新评价。最近，他的歌剧《特洛伊罗斯与克蕾茜达》（Troilus and Cressida）在圣路易歌剧院上演，独幕喜剧《熊》（The Bear）也大受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