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贝多芬的兴趣往往体现在他的爱情生活，其中有段很出名的故事，那就是他在1812年夏天写下的一封情书，收信人是一位普通女子。那一年，贝多芬在陌生的道路上经历了一次毕生难忘夜间旅程，于7月6日凌晨4点钟到达了以温泉闻名的波希米亚小镇特普利茨（Teplitz）。上一年夏天，贝多芬的医生也曾建议他用这儿的温泉治疗疾病，但这一次情况有所不同——此时的贝多芬显然承受着一场严重的中年危机。
到达特普利茨小镇的那天早上，贝多芬开始撰写一封热情洋溢的情书，其对象几乎可以肯定是他来这儿的时候在布拉格遇见的一位女性。贝多芬在信中告诉她，他是在用她的铅笔写信，并称她为“我的天使、我的一切、我本真的自我。”他问道：“你不完全属于我，我也不完全属于你，你能改变这种状况吗？”晚上，贝多芬接着写这封信，第二天早上又给它加了一页。这一页里有他曾写过的最著名的话语——他称她为“永恒的爱人”
她究竟是谁？贝多芬真的寄出这封信了吗？贝多芬死后，人们在他的文稿中找到了这封信。鉴于贝多芬在生命中最后15年里生活颇为动荡，平均每年都会换一次住处，这封信对他的意义想必非同小可。关于这个问题的著述不可谓不多，但这位“永恒的爱人”的真实身份却仍然扑朔迷离。
不过，所有贝多芬学者都不曾对伯纳德·罗斯 Bernard Rose 在《永恒的爱人》一片中提出的观点表示过支持。在这部影片中，作曲家疯狂地期待着与弟媳乔安娜（Johanna）的秘密结合。不错，贝多芬在弟弟死后成了侄子卡尔的法定监护人，而他也的确给了这个孩子父亲般的关怀，但也只有好莱坞才敢去想像卡尔实际上是贝多芬自己的儿子——是他和乔安娜私通的结果。
匈牙利贵族约瑟芬·冯·布朗斯维克（Josephine von Brunsvik）是可能性更大的候选人，贝多芬曾在1805年头几个月里给她写了不少情书。她婚姻不幸——嫁了一个比自己大了近30岁的男人，新近又成了寡妇，但她明确表示自己没有做好与作曲家发生肉体关系的准备。“我对你的爱无法言喻，正如一个温柔的灵魂对另一个的爱，”她告诉他，“你不能接受这样的约定吗？”她似乎在几年后终结了和贝多芬的关系，并于1810年再婚。我们没有理由猜测她会在1812年又与贝多芬爱火重燃。
另一个曾被传记作家们追捧的候选人是女伯爵朱莉娅（Julia Guicciardi），贝多芬把自己的《月光奏鸣曲》题献给了她。朱莉娅在16岁时成了贝多芬的钢琴学生，半个多世纪之后，她这样来回忆贝多芬：“非常丑陋，但又十分高贵，拥有优雅的情感和修养。”1801年，贝多芬曾跟自己的朋友和早期传记作家弗兰茨·威格勒说起过“一位可爱迷人的女郎，她爱我，我也爱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我觉得婚姻可以是件幸福的事情。”贝多芬这番话说的可能就是朱莉娅。他又补充道：“不幸的是，她不属于我这个阶级。”贝多芬后来曾宣称朱莉娅爱他甚于爱自己的丈夫，但又不得不承认后者“比我更适合做她的爱人”。
关于这个“永恒的爱人”，不时被人们挂在嘴边的名字还有特蕾莎·马尔法蒂（Therese Malfatti）和埃玛莉·瑟博德（Amalie Sebald）。特蕾莎在1851年去世时还保存着贝多芬那首著名的钢琴小曲手稿，上面写着“致爱丽丝”（Für Elise），这里的“爱丽丝”可能是贝多芬对特蕾莎的昵称。1810年夏天，贝多芬似乎曾认真考虑过向特蕾莎求婚，但他笨拙的举止使特蕾莎全家大为不快，特蕾莎家因此把他列为不受欢迎的客人。贝多芬对受命传话给他的朋友抱怨道：“又一次，我只能从自己的心灵中寻找慰藉——对我来说，别处都找不到安慰。”至于瑟博德，在贝多芬于1811年和1812年两次去特普利茨的时候，她都碰巧在那里。前一次是诗人克里斯蒂安·奥古斯特·铁治（Christian August Tiedge）陪她去的，贝多芬请铁治带给她“一个十分热烈的吻”。但那种幼稚的调情方式与情书中“永恒的爱人”那样的爱情宣言实在有天壤之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