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第一个将我们屏蔽在古典音乐之外的是“古典”这两个字，那么第二个让很多人无法进入古典音乐领域的致命障碍，在于“我怎么没听懂呢”。
中国的教育模式使人们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每道题都有标准答案，每篇文章都有中心思想。我们从小受这样的训练长大，一旦接触到音乐，便产生一种先天的冲动：我得搞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在上大学，正是所谓先锋音乐最火的时候，我就在内心不断地问自己：“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它要表达的是什么？”但是关于音乐，有一句著名的描述：“当文字停止的时候，音乐就开始了。”它几乎无法表达，但中国人偏要去表达。
所以，放弃这种想法。音乐不是让你“懂”的，只需要你去感受。音乐带给人的首先是一种生理反应，它的旋律让你的身体和神经慢慢松弛下来，然后生理再演变成心理，我们会感到愉悦、感动、欢快或忧伤。
我对古典音乐的标题有着某种程度的警觉，因为它们很多都是后加的。比如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甚至被写进了中学英语教科书。如果你认真去听这段音乐，开始的部分的确给人一种置身月夜的感觉，但是再往下听，始终都是这个主题吗？还有贝多芬的《命运》和《欢乐颂》，都像刷在墙上的标语一样，被定义、被局限，以至于我现在很少听贝多芬的交响乐。当音乐被过分地标题化、过分地凸显“意义”时，“懂”是“懂”了，但反而会出现另一种距离。
我直到现在都不太敢听《梁祝》，为什么？我在上大学的时候，为了弄懂所谓的古典音乐，搞到一盘《梁祝》的磁带，是西崎崇子演奏的。
这首曲子的每一段旋律乃至哪种乐器代表哪种情绪都写出来了。当时觉得挺过瘾——这部分代表封建反动势力，这部分代表婚姻受阻，这部分代表离情别绪。
按照文案的提示听下来，我觉得这首曲子我有点儿明白了。但是从此我再听就觉得很腻，因为它拒绝了我所有的联想，音乐要是这么简单，那就不是音乐了。
我永远忘不了1994年冬天，我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准备自己策划的一个系列访谈，要采访11位著名的老学者——季羡林、启功、张岱年、胡绳、任继愈、张中行等人，平均年龄超过80岁，最年轻的是将近70岁的汤一介先生。那时候我记了数万字的笔记，每晚夜深人静的时候，就看这些老学者的背景资料，记录“路标”，整理问题。我一直是音乐爱好者，但对古典音乐还时常找不到感觉。有一天，我听祖宾梅塔指挥的柴可夫斯基的《第六悲怆交响曲》，依然把它当成背景音乐，边读资料边写问题，当第一乐章的转折出现的时候，我的笔往那儿一扔，眼泪“哗”地就下来了。
从来没有一份说明书上写着，第一乐章转折在哪儿，它代表了什么。而我在那些80多岁老人的故事中，在整整一个世纪的脉络里沉浸了很久，那一瞬间的音乐忽然让我觉得，所有的老人都回到了他们的青年时代，也曾春光灿烂、朝气蓬勃，那种极其美好的回忆在微弱的乐声中慢慢呈现出来。
在那一瞬间，我找到感觉了，从此觉得进入古典音乐并不难，有时候就是一层窗户纸。只要放下“要听懂”的目的，全然放松地去感受，用自己内心的东西跟音乐所给予的东西去碰撞。碰撞出来的不一定都是欢愉，也有痛苦，可能到了某一个年岁，突然会喜欢上一种秋风萧瑟或含泪微笑的旋律。有人说：“痛苦的时候要听欢快的音乐。”但我不这么认为，我痛苦的时候要是让我听《节节高》，那我恨不得把机器砸了。痛苦的时候要听同样痛苦的声音，它反而会抚慰心灵。
尽管大多数时候音乐只被我们当作生活的背景，但是你要知道，好音乐全是抢戏的，它绝不甘于充当背景。无论你正在读书、写字还是干别的什么，突然这一瞬间你停下来了，这就是音乐抢戏了，它触碰了你此时此刻的心境。
时隔这么多年，现在当我听到这段音乐，我仍然要克制自己的感情，否则眼泪都要掉下来了。想到十几年前的那段岁月，总有一种画面感：似乎是一位老人躺在病床上，岁数很大，身体无法动弹，但是他的思维仍在继续。从他的躯体里又倔强地生长出来另一个他，向生命的过往走，走着走着会被拽回来，但是挣扎开继续走，又被拽回来，最后终于挣脱了躺在病床上的躯壳，回到自己的青春岁月，最美好的时刻。有护士在给他打针，那个乐章的转折就出现在打针的时刻，然后那个声音慢慢消失了……
当然，这仅仅是我的一种诗意的理解。我采访过的那些老先生，绝大多数已经不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