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以前，当斯皮尔伯格将《辛德勒名单》的剧本交给波兰斯基的时候，他拒绝执导这部影片，因为这段历史对于他来说过于沉重，往事不堪回首。
若干年以后，他亲自选定了《钢琴师》的小说并将它搬上了银幕，因为他找到了一种力量，一种可以使他，使我们所有人走出灾难，却不仅仅是幸存的力量。
在电影的时空中，我们认识了这位波兰最出色的钢琴师。他别无选择的将成为纳粹暴行的最直接受害者，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
他困惑，他不理解为什么会有战争，战死的犹太人和德国士兵一样的英勇，另一个英勇生命的泯灭不会为他们的死亡赋予意义，他们在为什么而死呢？
面对这个炼狱般的世界他最深刻的感受是恐惧和不解。他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类可以像掸掉身上的灰尘一样夺走另一个人类的生命，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也会变成一粒灰尘。
在这栋被轰炸的残缺不全的楼房废墟中，他遭遇了这位德国军官。
他冷峻的五官和结冰的眼神足可以使他成为纳粹最完美的形象代言人，他蓬乱的头发与粘连胡子足可以使他成为纳粹对犹太人的所有贬损最有力的证明；他一身整洁的军装靠在楼梯的栏杆上，他衣衫褴褛跛着脚正在试图撬开一罐酸黄瓜。
过于强烈的对比给与了他足够的从容和安全感，他没有掏出枪，而是聊天般的开始问话。
他知道了他是犹太人，是一位钢琴师，于是他让他弹了首曲子——楼房中有一架幸存的钢琴，而他来这就是为了弹琴的。
用这首钢琴曲，上帝拯救了他的生命和他的灵魂。
他活了下来，靠德国军官给与的食物和衣服。
而他，得到了全人类最真诚的谅解和谢意。
乐度记者觉得，与其说这部影片是在描写二战，不如说它是在描写人性的灾难。二战是或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浩劫已经不再重要，纳粹是或不是人性阴暗面最漆黑的代表更加无足轻重，因为面对灾难，我们别无选择，就像其他所有经历灾难的人类一样无辜和无助。
而最终拯救了我们的也绝不是所谓的正义的胜利。正义是一个过于抽象和理性的概念，抽象和理性到可以被赋予任何行为——纳粹何尝不认为自己是正义在人间最光明的化身。灾难是人类欲望最极端的爆发，战争与和平就像火山的活动与休眠一样交替上演。我们的灵魂被困在肉体的欲望之中，只要它找不到可以释放自己的出口，灾难就永远不会消失。
那个出口是音乐，那个出口是一切崇高的人类艺术。只有在这种释放中，我们才能使生命从平庸走向神圣，得到净化，获得安宁。
在电影中“音乐不单纯是声音；它是有节奏、有旋律的运动——一种时间上的有含义的连续。……因此，只要音乐一响起，我们就感觉到某种本来并不存在的结构形式。音乐使无声的画面产生连贯性。”一方面，电影音乐与画面一旦结合，使其特性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单纯的时间艺术往往不存在了，空间画面则被植入音乐的时间之流，携带某种“应景性”的画面质感。正所谓“音乐的电影化”或“电影的音乐化”；另一反面，电影画面叙事过程中的间断性往往也是由音乐叙述的连续性将分散的画面统一成完整体。这种音乐在时间上的“运动性”与“画面流动性”的合一，就是电影音乐的叙事功能和戏剧功能。
波兰斯基从众多肖邦的作品中选用了三首夜曲，两首叙事曲，一首圆舞曲，一首前奏曲，两首马祖卡和电影结尾时的钢琴与乐队的Grande Polonaise，每一首都选用得恰到好处，和电影的结构、情节和场景的转换、主人公的心境环环相扣。
电影伊始，钢琴家在录音棚里录制肖邦的《升c小调夜曲》。平静舒缓的开始，忧伤宽广的基调，预示着千百万犹太人的生命即将终止的厄运。
波兰斯基在这里采用的完全是史实：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三日，正当钢琴家Szpilman在华沙的录音棚里录制肖邦的《升c小调夜曲》，纳粹的炸弹无情地飘落下来。
电影中最震撼人心的一个片段，是在钢琴家的磨难即将结束时，为了打开一厅罐头，在火炉旁被德国军官发现。
波兰斯基在这个场景之前，已经通过音乐为这位德国军官是个什么样的人作了巧妙铺垫。当时钢琴家发现有德国人回来，便抱着罐头躲进阁楼里。这时，楼下隐约飘来贝多芬《月光奏鸣曲》第一乐章的琴声，德国军官将这段音乐弹奏得清冷悠怨，充满了人情，弥漫着惆怅和无奈，即暗示了他心有音乐灵犀、是一个艺术的欣赏者和同情者，又暗示了他骨子里没用其他德国刽子手那种凶残本性。有了这个铺垫，他作为一个德国军官，冒险拯救一个苟延残喘的犹太艺术家的薄命，才不显得唐突。
当军官得知自己面前这个瘦弱无助的犹太人是钢琴家时，便请他弹点什么。钢琴家略微迟疑了一阵，似乎是惊魂未定，因为这个时刻也许就是他弱小生命的最后一刻。沉着下来后，他选择了弹奏肖邦的《g小调第一叙事曲》。这是一个大义凛然的选择，他要用生命的最后一刻，表达自己对迫害者的反抗。
肖邦叙事曲深受波兰大诗人密茨凯维支叙事诗的影响，《g小调第一叙事曲》更是根据密茨凯维支的叙事史诗《康拉德·华伦洛德》而写。1828年，《康拉德·华伦洛德》问世，叙述十三世纪立陶宛爱国者华伦洛德领导民众抗击入侵的日耳曼十字军骑士的故事。钢琴家选择这首曲子，不是同样不屈地抗击日耳曼恶魔、准备从容赴死吗?
影片的女配角，那个同情和帮助钢琴家的非犹太裔大提琴艺人，也被波兰斯基巧妙地用音乐加以升华。清晨，阳光温柔地照在窗帘上，让你觉得这更象是在美好的梦里，只有温情，没有铁蹄和枪炮。她从容专注、外忍内强、以宗教沉思的方式演奏巴赫的《第一大提琴组曲》中的《G大调前奏曲》，给她腹中的小生命。波兰斯基让一个被占领国的艺人，演奏占领者的音乐，他要表现的不仅仅是音乐可以超越种族、宗教和国界，更是人性可以超越种族、宗教和国界！
这种人性超越，何不是人类最伟大的精神之一！梅纽因就贡献过这样的超越。他是第一个在二战后去德国演奏的犹太艺术家，并因此在犹太人中声名狼籍。相当多的犹太人终生不肯原谅这为曾经带给他们自豪的桂冠艺术家。同样的情怀和超越，也体现在2003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德国电影《Nowhere in Africa》里面。这同样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三十年代初，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刚刚开始的时候，一个居住法兰克弗的犹太人法官被迫抛弃所有的财产，带着妻女流亡到非洲的肯尼亚。但他和妻子的其他留在德国的家人全部为纳粹屠杀。战后，这个犹太人却决然选择回到德国，为重建德国尽一份薄力。
有人说，作为一部描写音乐家的电影，里面的音乐并不多，有违《钢琴师》这个名字。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一部写音乐家的电影，未必一定要用过多的音乐。类似的情况同样出现在最近的一部颇受好评的法国电影《钢琴教师》里(La Pianist，获2001年嘎纳电影节最佳影片提名)。里面同样恰到好处地选择了贝多芬、舒伯特等人的音乐。
波兰斯基的《钢琴家》，除了配乐上巨匠手笔，摄影也美伦美奂。精美的构图，含蓄的用光，凝重的色调，镜头变换的节奏，每每令人回想起波兰斯基早年另一部经典浪漫影片----《苔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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