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一项全新诞生的音乐比赛在国内落下帷幕。这一国际比赛异军突起，彰显了中国国力和软实力的双重提升。媒体在盛赞这一比赛中自然也不惜笔墨，毫不吝啬。甚至有个别的媒体，包括电视新闻和报纸，都在标题里用上了“顶级”的称谓。比如某家报纸，标题便出现了“全球顶级赛事规定动作”，形容该赛事。
如此提法并无过错，但欠妥当。诚然，衡量一个比赛是否顶级有多种标准。在一些可以量化可以唾手可得的标准里，首先便是评委的构成，其次是奖金的设置，然后是比赛的组织和赛程规划，还有是全球媒体的报道力度包括在线直播，最后便是比赛的公正透明。从这方面来讲，这项比赛都想到做到，而且权威期刊也对比赛做了连篇累牍的在线图文报道。从这方面讲，这项比赛的规格和起点很高。这有点像一家五星级酒店，从设计、营造到开业，都以五星级酒店的标准执行。
然而，媒体人在报道比赛时应当意识到，还有一些无法量化的衡量比赛是否顶级的标准。这里很重要的一点便是历史遗产。一个鲜明的例子便是音乐节。尽管萨尔茨堡音乐节早已不是出场费最高，预算最高和上座率最高的音乐节，但萨尔茨堡还是荣居全球音乐节冠顶的无冕地位，因为其丰厚的历史和成因更为重要。音乐节由麦克斯·莱因哈特、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和理查·施特劳斯等于1920年建立于饱受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火摧残的奥地利，出于用艺术愈合创伤的高尚情操。在近百年的历程中，音乐节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和底蕴，历代名家到访和首演，才造就了今天的萨尔茨堡音乐节。萨尔茨堡音乐节的“顶级”的很大一方面，通俗的说法便是来自“家底”。
音乐比赛也是。但比赛的“家底”更多来自历届获奖选手的事业发展。衡量一个比赛是否顶级的决定性因素，是从比赛里诞生了多少位一流的音乐大师。比如波兰的肖邦大赛、俄罗斯的柴科夫斯基大赛、美国的范·克莱本大赛、德国的马勒指挥大赛和ARD大赛、比利时的伊丽莎白皇太后比赛、法国的贝桑松指挥比赛、英国的梅纽因小提琴比赛。在这些比赛中，诞生了朱利亚·菲舍尔、坚本大进、杜达梅尔、索科洛夫、克里斯蒂安·齐摩尔曼等如今身怀绝技，身价不凡的一线明星。他们的成功，铸造了比赛的辉煌。比赛的金字招牌，来自于选手的事业发展。
从这点出发，媒体将一个新生比赛称之为“顶级”，无异于揠苗助长，属于暴发户心理作祟，也给比赛日后的自我更新和发展造成阴影。试问，一个“顶级”比赛，如何超越自我，在第二届成为“更顶级”的比赛，继而达到“最顶级”的层面呢？这些词义上逻辑错误，把话说满，恰恰显示了如今笼罩在个别媒体古典音乐报道上的急功近利和短视行为，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个别报纸将“花钱买吆喝”的境外商演称为“演出成功”，而置上座率和临时对折抛售的票价而不顾，更无视衡量“商演”成功的必要的商业标准，比如收支和盈利。还有媒体将年底到访的“水团”称为国际一流。这些揠苗助长的造势都有悖艺术发展规律，无益于文化强国的建设。这些林林总总的现象都在表明，媒体还需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
文 | 唐若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