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话题是关于古典音乐的生计的。
近日是古典音乐演出市场的“旺季”，倒不是因为有多少名家大团来访，以这个为衡量标准，春秋两季才是国内的巅峰，每到年底，就有各色各样的“新年音乐会”来到我们身边，这些曲目通俗、演出水准不乏优秀的音乐会吸引了很多平时不跑剧场的朋友们。
国内的新年音乐会究竟是从何时开始红火起来的，无从知晓。大概是从1987年央视转播了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之后，施特劳斯家族的圆舞曲、“拉德茨基进行曲”的掌声和来自维也纳的新年问候就成了国人印象中的迎新标志，久而久之，以听古典音乐会来迎接新年成为传统，而民乐音乐会来迎接春节，似乎是之后的事了。
北上广都有各自的品牌且历史悠久，广州交响乐团在1993年首开先河，而上海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这种“小资情调”更是蔚然成风，一到新年档期，就有数十甚至上百的演出在各大剧院上演，那些平日里只做话剧和舞台剧的场地，也都以“经典名曲”、“施特劳斯”等品牌招揽观众。
新年音乐会对于古典音乐而言是什么？我想这是一种讯号，由古典音乐家们发出，被普通大众所接受。尽管这些节目在很多资深乐迷心目中并不起眼，但无意间却扩大了古典音乐的受众范围，让更多平时拒之千里的“门外人”走进门内，甚至进来之后就不想出去，继续在音乐世界里遨游探索，这可算是票房飘红的新年音乐会的“营业外收入”。
都说“古典音乐的未来在中国”，个人觉得在中国它虽方兴未艾，但并不会“一手遮天”，作为一门小众的艺术，愿意欣赏并且参与到目前的演出活动中的观众毕竟是少数，有作为门槛的入场券，也有其他非关金钱的因素，音乐特性、表演形式、获取途径都会影响到结果。
此次访问中国，克里斯蒂安如同往常，带来了很有意思的曲目：以天鹅为主题的作品，包括爱沙尼亚作曲家阿沃·帕特的《天鹅之歌》、西贝柳斯的《图奥内拉的天鹅》以及他自己重新编配的老柴《天鹅湖》。除此以外，还有李焕之的《春节序曲》和唐建平的《亿达交响曲》片段。明年2月，他还将回来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绎作曲家彼得·韦希描写西非神话传说的“凯拉达秘境”。
选择不同寻常的曲目、自己动手改编名作、和史蒂夫·赖希或阿沃·帕特这些当代巨人紧密联手、对古典/爵士/流行/摇滚都没有界限意识的克里斯蒂安，向我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他并不是一位古典音乐指挥，而只是一个音乐家，他可以和“绝对合奏团”的艺术家们把巴赫改编成大杂烩式的Big Band；也可以为古典作品加上丰富的视觉效果，让观众置身于神奇的现场体验，对他而言，音乐就是音乐，不存在彼此，我们可以做的远超自己的想象。
“我并不是想去做电影音乐会，用现场演奏来配合画面，那样我更愿意去影院看电影”。克里斯蒂安想做的，是提升音乐现场的体验。“从贝多芬开始，他就希望通过自己的音乐会把艺术直接打进听众的心里去，瓦格纳为了能构造一个独特的幻想世界，造就了拜罗伊特剧院”，这些并非直接和作品本身相关的载体，也都成了最重要的组成。
听到这里，我似乎可以理解为什么斯克里亚宾如此前卫，想出了把作品和可视化效果结合的主意，尽管那个年代无法实现，而今看来都是伟大的艺术构想。如今实现了这些理想的后人们，也在探索古典音乐生存方式的过程中，重拾了前辈的初心。
尽管中国的古典音乐市场刚才起步，却面临着多重挑战：一方面，通过传统学校教育，大家对于西方音乐文化的了解非常有限，甚至于充斥着类似“贝多芬与月光下的盲女孩”这样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面对“高大上”多少有些畏惧；另一方面，过于俗套的普及又让很多人陷入了另一个“非此即彼”的误区，把个人观点当成真理，以为古典音乐之于其他如何高不可攀，以为那些教条式的曲目分析可以作为解释音乐的唯一路径。如果“只有这一种方法可以理解古典音乐”，那么古典音乐的未来绝对不在中国。
在这方面，国内已有不少音乐家在努力尝试，他们愿意消除音乐类型之间的边界，将古典音乐以更亲切的方式和大家联系在一起。钢琴家宋思衡想必是最知名的例子，很难想象，一位留学法国获奖无数的钢琴家会把日本的音乐人坂本龙一作为偶像，然而当你看到他自主制作的“寻找村上春树”“音乐时光机”“交响情人梦”，就会意识到，这位钢琴家正试图将最新的音乐会制作理念引入国内的市场。
宋思衡曾给我打个比方，如果弹奏传统的古典音乐会，在国内的市场上一年最多容纳20-30场，如果加上原创改编元素，配上精彩的故事脚本，就可以让音乐好听好玩，辐射的受众更多，演出场次也可以大幅上升，这对于古典音乐家来说无疑是一个突破口。然而面对国内相对滞后的脚步，要做成这些团队工作，必须有充分的积累和高度配合，这对于他这个排头兵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事。好在工作本身很有乐趣：制作多媒体视频，设计曲目和舞台方案，从书本和绘画中获取灵感，创作有让艺术家兴奋起来的力量。
对于古典音乐的未来，我们有充分的信心，除了相信它自身的魅力，也相信改造它的潜力，经典的方式永远不止一种，这才是经典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