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音乐学院
90周年院庆之际
由上海音乐学院主办
上海音乐学院艺术管理系承办
橄榄古典音乐协办的
《中国演艺领袖高级研修班》
2017年6月2-4日
于上海音乐学院北楼报告厅成功举行
谢大京，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特聘专家，中国艺术管理教育学会名誉主席，曾任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艺术管理系首任系主任。
中国演艺业宏观管理改革的战略设计
作为中国学界的艺术管理教育最早一批先行者、领导者，谢大京教授不仅创建了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管理系，也是中国艺术管理教育协会创办者及首任会长。他的个性中既有南方人的细腻缜密，也有北方人的气魄和热情。
改革开放30年，谢大京教授从1988年开始发表文章，对中国演艺院团改革作思考。改革开放对所有人都是新体验，摸着石头过河。政策的制定及其影响，一线工作如何调整，这一切都需要有谢教授这样的学者，一直对整个国家的文化体制持续作出深入的观察、思考、分析，从中总结经验以及进行预测。他的研究结果及总结，对中国演艺行业发展至关重要。
一、演艺行业的迷途，在于制度建设上出现了问题
生于上世纪40年代末，如今已年届七十的谢大京教授，在历时两个多小时的讲座上，始终以铿锵有力的话语，向在座学员们分享他多年的研究成果以及关于行业发展的真知灼见。
“我原来在黑龙江农场呆了10年，从班长、排长、连长，始终在第一线。我们从早上天不亮干到晚上，天天如此，冬天零下四十度，穿着单衣在地里挖排水沟，啃着的馒头啃到一半就结冰，在这么恶劣艰苦的条件下，我们依然年年欠收。我在想什么原因呢？全国那么多农民，每年生产的粮食都不够全国人民吃，那时候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粮食进口国。”谢大京教授从自身经历引发思考和诘问。
后来事实证明，“1979年改革开放，联产承包制一实行，农业迅速恢复生机，改革开放到今天，吃饭问题没再出现过。这就是政策性的变化带来的。”从政府政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中，谢教授能看出，社会各行业的发展，其决定性因素都在于政策：“演艺行业的很多从业者，干了几十年，到现在大部分文艺团体还是亏损的。是我们不能干吗？是我们的原因吗？我认真研究以后我认为不是，是决策者，制度建设上出现了问题。”
二、演艺行业的政策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2012年之后，中央政府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谢教授认为涉及此行业的政策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接下来，谢教授展示了一组数据：2016年，国内新增剧目1423个，966个项目获得国家艺术基金，国家艺术基金总额达到7.3亿，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这么大的资金投入到文化艺术创作上；艺术团体也迅速增长到12301个，比2015年增加一千多个；表演场馆达到了2285个，增长8.6%；从业人员也增加到33万多人；在其他的行业都不景气的年代，偏偏演艺行业以及演出市场实现了全线增长，2016年总票房达到130.86亿，同比增长39.4%；观众人数达到了11亿多人次，增加了23.3%，大量的观众开始走进剧场、剧院。因此，谢教授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势头，并且与2012年十八大以后，中央一系列的政策出台有关：建设文化强国，要把我们的主流文化打入到欧洲的主流文化市场中去。
他认为，院团的管理者需要认识到政策层面上的变化，以宏观思维去审视院团的发展方向，才能把握住改革的大潮流。
三、对“转企改制”的反思
我国的演艺行业，从2012年开始，已经进入了新一轮的深化改革进程中。文化改革已经经历过三个阶段，现在正在进入第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79-1992年是文艺改革初始阶段，以“承包制”、“以文补文”、“双轨制”的政策为主；1992-2002年，以国家级乐团为重点，进行布局调整，以“考核考评制”“演出补贴制”为核心；从2002-2012年之间，整个文化系统进行“转企改制”，“而对转企改制，我是很有看法的。”谢教授说道。
他认为“转企改制”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不能“一窝蜂”。有的文艺团体不适宜完全企业化、市场化，比如歌剧院、芭蕾舞团、交响乐团一类的团体；而有些艺术团体则适合市场化，不能一刀切。所以当“转企”在全国范围内一举实施之后，很多地方院团在转企过程中遇到很多矛盾，而另一些院团则想出了许多灵活变通的“对策”。
由“转企”带来的问题，在2012年后深化改革中应该如何解决？谢教授认为，这一轮改革呈现出国有艺术院团“力挺”领军，社会演艺机构蓬勃兴起，民营艺术剧团异军突起的景象。上文提到的数字：艺术团体增长到12301个，其中超过一万个都是民营团体。新兴演艺剧场持续高温，呈现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努力打造原创产品，精心排演保留剧目，着力提炼艺术精品，将成为我国演艺行业的发展主流。
《云南映象》是民营艺术团体创排的优秀作品代表
四、国家加大投资与院团持续亏损的矛盾
通过一组数据表明，虽然近几年整体经济不景气，但演出行业却相比前几年有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另一些数据也显示，国家从2012年开始对演艺行业进行了大幅度投资，并且数字持续在上涨。
但同时，中国表演团体在体制运营上承载着很多问题。比如生产方式的落后：“几百年前交响乐、戏剧怎么排练的，现在还是怎么排练；还没有建立起完全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演出管理机制与运行机制，优秀作品甚少，缺乏具有时代深度和强烈艺术震撼力的经典之作。好的作品太少，传世之作太少，布局结构不合理，资源配置混乱，人才流动受阻。我们虽然盖了很多剧院，建立了很多剧团，但是亏损面非常大。”谢教授表示。
更多的数据表明，二三线城市的剧院，每年演出不足二三十场的占多数，不足一百场演出的占9成。演出集中在北上广三个城市，大多数剧场依然没有摆脱困境，改革之后的态势依然没有明显改观。国有剧团的观众人数不升反降，有些地方也存在人为造成的虚假繁荣，弊端不一而足。鉴于以上情况，有些人对改革产生了怀疑，甚至建议回到过去计划经济时代。
五、我们的文化体制改革应该怎么改？
关于这个命题，谢教授在讲座上围绕“政府角色的重新定位”这一主题，分享了他在中国演艺业宏观管理改革的战略设计方面的独到见解。
1. 政府行政力的再规范
简而言之，就是政府需要“简政放权”——从对文化的集中管理、全面支配，转变到分权管理，从“办文化”变“管文化”，从制定政策、实时监督、提供服务三个方面建立有效的管理机制。
2. 借鉴“一臂之距”原则，建立政府与艺术机构之间的双向保护层
“一臂之距”（Arm's Length Principle）管理原则是英国人发明的一套文化管理方法，认为可以有效避免政治倾向对文化拨款政策的不良影响。
英国中央政府只管制定文化政策和财政拨款，不能直接管辖文化艺术团体和事业机构，具体管理事务交由各专家组成的公共文化机构，对艺术团体进行评估和拨款。政府虽然不能对文化单位直接提供资金支持，但可以通过具体拨款方式对公共文化机构在政策上加以协调，体现政府对文化艺术的管理目标和支持重点。
如果能借鉴“一臂之距”原则，从制度设计上凸显文化艺术的相对独立性，有利于树立起我国文化强国的形象。
3. 尊重艺术创作自由原则
以国家大剧院短短几年间一跃成为国际知名平台、创排出大量舞台艺术精品为例，结合对多个国家的文化政策的观察总结，重点指出政府必须保护艺术自由、创作独立。
某些现行的艺术作品审查机制，是造成中国艺术生产内容贫瘠的重要制度原因。艺术的原始性依赖于充分的个性表达，而一成不变的审查，都会消融个性和多样性，造成艺术内容和表达方式的贫乏。某些审查制度，势必弱化艺术承担的社会责任，钝化社会批评内在力度。
官方应该重新审视现行的艺术审查机制，取而代之以积极的、朝气蓬勃的、同行业的、来自广大公众的艺术批评。这种批评恰恰体现了我们公民社会的本质。
4. 用立法规约政府及其与艺术表演机构的关系
中国改革历史证明，凡是用法律规范来取得改革成果的，改革的成果必然能得到巩固和发展。
谢大京教授以国家大剧院为例，2007年开业的国家大剧院，一直致力于创排高水准的原创剧目，短短10年已成为国际知名的艺术平台之一
因为讲座时间有限，谢大京教授只分享了他众多研究成果中的一小部分，但这足以令在座所有学员都获益良多，谢教授从政府政策的高度去审视一个行业的发展，并在宏观层面给出方向性的建议，对于每一位从业者来说，这都是难能可贵的一堂课。
